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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張維迎,一個經濟學家的“皈依”

          文釗2022-08-10 21:54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經濟觀察報 文釗 宋馥李/文 張維迎在他近50歲的時候“恍然大悟”。這位一向自奉為主流經濟學家一份子的學者,發現這可能只是一個不自覺的誤會。

          張維迎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在新出版的《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一書中,張維迎有這樣一段講述。2008年7月中旬,羅納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學組織了一次“中國經濟轉型研討會”,張維迎應邀參加并提交了論文,題目是《產權變革、企業家興起與中國經濟發展》??扑寡芯克L李·本哈姆是論文的評論人,他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是一篇非常奧地利學派的文章。”

          張維迎寫道:“他的話讓我恍然大悟。”

          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

          《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

          張維迎 | 著

          理想國 | 海南出版社

          2022年6月

          2022年7月28日,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張維迎這樣解釋他當時的感受:回頭來看,因為我們受到的是傳統的經濟學的訓練,我們始終想在一個標準的經濟學框架中去解釋企業家。后來我“恍然大悟”什么呢?其實我們不能從那個標準去解釋它,我們用標準的經濟學是理解不了企業家的。

          至少可以說,在這一年張維迎和新古典經濟學徹底分道揚鑣了。他開始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他意識到,他的思想更接近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我對市場的信念有著像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樣的徹底性”。其時整個世界正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中。張維迎形容自己那時候的狀態,如饑似渴地研讀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著作。后來他這樣說,我研究企業家30多年將近40年,但是只有最近幾年我才真正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么。

          也許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他的學術聲名是與他對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研究聯系在一起的。1984年,他寫了自己第一篇跟企業家有關的文章《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相較之下,這一年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影響更大,那就是這年4月完成的《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提出通過“雙軌制”逐步放開價格的政策建議。

          那時候,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在中國還是一個多少有些禁忌的詞匯。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大企業自主權,到1984年提出要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再到90年代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改革敘事中,企業家從來沒有成為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點領域。

          不過企業家主題一直伴隨著張維迎的學術研究。1989年,他和盛斌一起出版了《經濟增長的國王——論企業家》。20世紀90年代他到牛津大學讀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資本雇傭勞動”,1995年,他出版了《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

          從2009年開始,張維迎開始對主流經濟學進行系統反思。如果說這些討論更多限定于學術圈,從公眾角度看,他的很多觀點一以貫之地打上了鮮明的印記。在2004年那場產權改革的爭論中,他站在企業家一邊,說要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2016年,在他和林毅夫教授之間展開的那場有關產業政策的論辯中,他的核心觀點仍然是,企業家是新產業的發現者和推動者,沒有哪個新興產業可以預測。盡管在外界看來,他們誰也沒有說服誰,但是客觀上,這場討論以及隨后加入到討論中的學者,讓人們在思考產業政策相關問題的同時,也更多地關注企業家的價值。

          張維迎說,我現在的看法是,為了對真實的市場有一個正確的理解,主流經濟學需要一個范式的改變。2015年,他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他自豪的是,與流行教科書不同,他的書里面有企業家的一席之地。他構造了以企業家為核心的“斯密-熊彼特增長模型”,他相信,在解釋經濟增長方面,這個模型遠比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凱恩斯主義的“三駕馬車”有說服力。

          從他第一次寫文章討論企業家的問題,至今已經38年。而從他第一次關注這個話題至今,中國經濟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從一個新興的轉軌經濟體躋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1993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2001年加入了世貿組織,中國經歷了兩次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中國跟全球第一的美國在經濟總量上的差距在逐漸縮小?;蛟S正因如此,2018年美國發起了針對中國的貿易和科技戰,爭端一直持續至今。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企業家站上了歷史舞臺,那么經歷90年代、2000年左右的一代,到今天的“8090”,可謂是“四世同堂”。中國已經擁有了一個日漸龐大的企業家群體,企業家精神也從一個邊緣話題進入主流敘事,寫入了中央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剛剛公布的《財富》雜志世界500強中,包括臺灣地區在內,中國一共有145家企業上榜。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告別狂飆突進的高增長年代,從兩位數增長逐級回落,直到進入5%~6%的增長平臺。套利時代正在遠去,未來支持增長的唯一驅動力就是創新,第四次工業革命向中國展示了一個想象空間巨大的新戰場,懸念在于誰能夠創造出更偉大的產品和企業。

          這個時代顯然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呼喚企業家精神。一個問題揮之不去:中國為什么沒有喬布斯那樣的企業家?雖然他在中國有眾多的擁躉和模仿者。而在共同富裕的語境下,這個社會對企業家群體的期待多過以往。甚至這很容易讓他們因為一著不慎而陷入輿論漩渦。在表達自己方面,企業家群體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審慎。

          張維迎的這本《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就是在這樣一個情境下面世的。記者采訪這一天,張維迎穿著藍色T恤,上面印著“辛莊課堂”。辛莊村是陜西省吳堡縣的一個村子,是張維迎的老家。辛莊課堂是張維迎和黃怒波聯合創辦的學習和交流平臺,面向中青年企業家,課程的核心是研修企業家精神。

          張維迎像一個布道者。他望向記者的時候眼睛里有光,熱切而誠摯,毫無遮攔地表達著他內心的激蕩和熱愛。張維迎承認,走向主流經濟學反面的他是個少數派,不過他又說,但是我們知道人類的進步都是從少數派開始的,每一種新的觀點確實是從少數派開始的。這時候他又像一個歷經曲折終于尋得真經的皈依者,他平靜地說:“我是哈耶克的信徒。”

          于是想起張維迎為了紀念不久前去世的恩師何煉成寫的那首《何老師,再聽我一曲信天游》,其中的幾句話,更像是他對自己學術生涯的總結:

          一道道溝來一道道坡,

          一篇篇文章惹風波;

          前山里有雨后山里霧,

          不管旁人走自己的路。

          【訪談】

          張維迎和文釗

          左:著名經濟學家 張維迎

          右:經濟觀察報執行總編輯 文釗

          主流經濟學里沒有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張老師好,謝謝您接受經濟觀察報的采訪。想從您的學術生涯開始問起,您是中國經濟學家中比較早關注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當時來講,經濟學主流的研究方向其實不是這塊兒,甚至這個領域不僅說有點偏門,有時候還會有些敏感。為什么您會關注到這樣一個話題?

          張維迎:其實當時在80年代初——甚至到今天,企業家問題都不是主流經濟學關注的問題,主流經濟學里面其實是沒有企業家的。為什么呢?因為主流經濟學很多的假設排除掉了企業家。舉個例子,經濟學家問你說,地上有20美元鈔票,你是彎下腰把它撿起來,還是不理它?標準的經濟學答案是什么?不理它。為什么呢?這20美元肯定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早被人撿走了。這就是經濟學講的“均衡”,經濟學家總是假定經濟處于均衡狀態。而真實世界是什么?這20美元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有人能看出來,有人看不出來。能看得出這20美元是真是假的人——就是比較準確識別的人,就是企業家。

          所以我現在要說,我們整個經濟學界和主流經濟學最為遺憾的一點就是它沒有企業家?;氐?0年代,企業家的概念在中國當時來講是個貶義詞,不是個褒義詞。當時我有一篇文章是《北京日報》邀請我寫的,時間是1984年五六月份,原文的題目是《冒險精神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這個題目不是特別好,拖了很久發不了。說有兩個詞主編不同意,一個是“企業家”,另一個是“冒險精神”,建議不用企業家用“實業家”,不用冒險精神用“探險精神”。那你就可以理解在當時的情況下,某種意義上企業家是個負面的詞。最后我堅持不變,報紙上發出來改了一個保留了一個,標題變成《探險精神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我講這個真實的故事,你就能看出,當時企業家和冒險精神確實是貶義詞。

          其實我的工作最重要的一個貢獻是改變了這個觀念,使得企業家在中國由貶義詞逐漸變成一個褒義詞。你問我為什么會關注它,其實我自己也解釋不清楚。當時,我間接地知道熊彼特的一些理論。但是另一方面,我確實在想,我們傳統的社會崇拜的是什么人?大將軍!比如很多人崇拜拿破侖、至今還有很多人崇拜他。那么什么是市場經濟的英雄?我在看的過程中、思考的過程中就感覺到,如果說傳統社會的英雄就是將軍的話,市場經濟的英雄就應該是企業家。

          所以我就沿著這樣的思路開始改變人們的觀念,后來我和盛斌合作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叫作《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就是說,你要理解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要理解市場經濟,你就要理解企業家。我就是沿著這樣的思路一直過來,應該說當時這種觀念還是引起很大轟動。我有一篇談企業家和觀念變革的文章,在當時少有的周刊——《瞭望》周刊連載了五期。最早文章是發在《讀書》雜志上??梢哉f企業家是我一直研究的主題。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在這本書(《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里面談到,為什么這個問題重要?我談了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呢,所有的傳統文化——無論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鄙視企業家,企業家在好多文化里是不受尊重的,包括在《圣經》里面,包括我們的儒家文化里面。這不是中國特有的,而是一個普遍現象。

          第二呢,剛才我們講到了在主流經濟學里面沒有企業家。

          第三就是計劃經濟的本質?,F在來說,(計劃經濟)就是它否定企業家精神,它把決策變成計劃機關的集中決策——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為誰生產——這些經濟的基本問題由一個權威機關決策,而不是一個分散地由企業家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出的決策。

          這三個問題使得我們認識企業家、理解企業家,就變成了非常關鍵、非常重要的問題??梢哉f,盡管經濟學號稱是研究市場理論,但其實我們很多經濟學家是不理解市場如何運作的,因為我們腦子里沒有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雖然您從80年代開始討論這個話題,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您在這本書里寫,您到50歲的時候忽然意識到自己學術路徑應該是什么樣的,您用了一個詞叫“恍然大悟”,不知道當時對您來講是很震撼還是很驚喜?

          張維迎:可以這么講,我將近40年一直在研究。一開始我說企業家重要,后來其他人也在談企業家、也說企業家重要。那么什么樣的產權制度下會有企業家?我在1986年就開始研究這個問題。90年代我到牛津上學,核心就是解釋這樣一個問題,尤其是資本家和企業家的關系。

          回頭來看,因為我們受到的是傳統的經濟學的訓練,我們始終想在一個標準的經濟學框架當中解釋企業家。后來我“恍然大悟”什么呢?其實我們不能從那個標準去解釋它,我們用標準的經濟學是理解不了企業家的。

          所以后來我就說,我是講過這樣的話——我研究企業家30多年將近40年,但是只有最近幾年我才真正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么。而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么,我是從反面講企業家精神不是什么。

          針對標準的經濟學、管理學的理論,我認為,第一,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我們好多人老想說科學決策是最高的決策,什么東西都要遵循科學決策。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為什么我們要迷信科學決策?就是我們的理論使我們覺得任何東西只有科學的決策才是最好的,這樣的話即使是企業家也要花錢雇一些人,如咨詢公司,給他的決策披上科學的外衣。本來是直觀的判斷,但是他要找一些人證明這是有道理的,否則的話他覺得就沒法讓別人信服,別人說你怎么拍腦袋?

          科學決策是什么?科學決策有數據,結論是唯一的,正確答案是唯一的,就像我們考試一樣是有標準答案的。企業家決策是沒有標準答案的,甚至可以說,大部分人都認可的事情就不是企業家做的事情,不是企業家決策。只有少數人認為是對的,大部分人認為是錯的,這才叫企業家決策,甚至可能1000個人里面999個認為是錯的,只有一個人認為是對的,那個人可能就是企業家。

          我書里面有好幾個例子。我們要區分開企業家決策和管理決策是不一樣的。經濟學、管理學討論的都是管理決策,企業里95%以上的決策都是管理決策,只有不到5%的決策是企業家決策。企業家決策很關鍵,你這個企業能不能生存下去,企業該做什么,這是企業家決策。數量很少,但是重要性很大。

          我在書里講,如果你誤解了這一點,把企業家決策當作管理決策的話,你最后是要失敗的。包括當時的英特爾老總,就把企業家決策當成一個管理決策來對待,找了一幫營銷隊伍、技術隊伍和財務人員組成了好幾十人的龐大的研究隊伍,后來根據他們做的研究報告決策,結果一塌糊涂。最后他自己也認識到,說直覺告訴我應該這樣做,但是我還是聽了他們的報告,我否定了自己的直感。這是事后說的話。理解了這個問題,我們對市場和對經濟決策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在書中的第二章集中談這個問題,我認為理解企業家精神不是什么是問題的核心,就是跟傳統對比,它不是科學決策,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

          第二,企業家決策不是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而是改變約束條件。標準的決策都是給定約束條件求解,經濟學用數學的方式就可以處理,這些東西都可以被計算機、人工智能替代,企業家決策不是這樣的。企業家決策是計算機、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不是給定約束,而是改變約束,哪些能改變,哪些不能改變,需要企業家自己判斷。

          正因為如此,企業家就變成了“成王敗寇”,成功了就說他偉大,失敗了就說他是騙子。在別人覺得八字沒一撇的時候你就信誓旦旦,那你不是騙子是什么?中國有句老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一般人來說,米是條件,沒有米我怎么做飯?但是對企業家來講,如果我認為有人要吃飯,賣飯能賺錢,我還沒有米,那就去找米;找不到現成的米,就讓人種稻子;如果找不到農民種稻子,我就找煉鋼工人,說服他們改行種稻子——企業家們就是會這樣想。但是有一些條件是他們實現不了的,最終失敗了,大家就會認為他是騙子。

          另外再講一點,過去我們理解企業家說他們就是為了賺錢,但是仔細觀察一下,也是長期困惑我自己的:這家伙賺那么多錢了,幾輩子花不完了,還忙活什么?干嗎不休息呢?其實不是的,真正的企業家都有超越金錢的目標,賺錢只是一個手段?;蛘咦C明自己偉大,證明自己了不起,自己能做到而別人做不到,能夠建立一個商業帝國。他賺再多的錢也停不下來,企業家一旦停下來就不是企業家了。而且還有企業家互不服氣——就是爭強好勝,你做了這個事我要做得比你更好。當然了還有一些人就是喜歡自由和創造,他做了與別人不一樣的事情才感覺有價值,重復別人的事情是沒有意義的。這才是企業家真正的創業、創新的動機,而不是說我賺多少錢。但是很切實的標準是,沒有人買你的東西、你不能賺錢說明你不如人家。

          從社會層面來講,賺錢是約束企業家的手段,你拿了那么多社會資源,憑什么證明你給社會做了貢獻?賺錢了說明做了貢獻了。為啥呢?賺錢意味著你把成本都支付了,還有多余的,多余的是哪來的?是消費者給你的。消費者為什么給你?消費者也不傻,是因為他得到的比他付出的要大。他出了10塊錢買了值12塊錢的東西就高興了,所以你才能賺錢。所以如果你不能服務消費者,就不能證明你用這個資源是正當的。所以說利潤是社會約束企業家的一種工具、一種機制。你這么反過來一看啊,很多問題豁然開朗,跟原來的想法不一樣了。

          經濟觀察報:你講的所有這些,可以講你走到了主流經濟學的反面。

          張維迎:你也可以這么講,但是我講正確的說法就是,思維范式和原來不一樣了。這就類似說,我們原來說地球是中心,后來哥白尼說太陽才是中心。這個世界還是一樣的,但是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不一樣了,我為什么說現在有很多的經濟政策或者是其他的政策,包括媒體宣傳的一些觀點有問題呢?因為他沒有理解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現在能不能說您的觀點還是少數派?

          張維迎:可以這么講,是少數派,但是我們知道人類的進步都是從少數派開始的,每一種新的觀點其實是從少數派開始的。企業家也是一樣,我們說蘋果、微軟或者谷歌,現在了不得,一開始都是少數派。

          經濟觀察報:您出去講的話遇到最大的反對的聲音是什么?

          張維迎:跟企業家談的話,我覺得認同度非常高,我還真沒遇到企業家說我的這個認知是錯的。很多企業家聽我講了以后說,這就是我們做的東西,但是我們總結不出來。企業家在實際上做,但是科學至上論使得企業家又有點自卑。既然科學決策才偉大,你這個不是科學決策怎么是對的呢?所以他會找很多人給他進行科學論證。

          但是我確實遇到一個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聽了我講的東西以后很生氣,他說你根本沒有理解主流經濟學——他會這樣講的。

          我在書里有一篇文章,說我自己是怎么轉變的。原來我們一直說主流經濟學是最好的、最正確的理論,任何東西只要跟它不一樣,我們就進行辯護。怎么辯護呢?就像我說的,一開始是地心說。地心說認為,所有的行星包括太陽都是圍繞著地球轉的,是一個方向轉,但是觀測又發現,好比說火星,有時候是順時針轉,有時候是逆時針轉,你怎么解釋?地心說是這樣解釋的:它是圍繞地球轉,但是本身有個輪,叫本輪,這個本輪圍繞地球轉,行星在這個輪上轉,從地球的角度看,就是一會兒正一會兒反嘛。但是如果你換一個角度,如果太陽是中心的話,就不需要這個本輪了,仍然解釋得很清楚,因為地球也是行星之一,不同行星轉得速度不同,有時候在你前面,有時候在你后面,這些問題就容易解釋了。

          所以說,我覺得經濟學范式的轉變非常難。如果經濟學理論僅僅是經濟學家自己的游戲,那關系不大,最重要的是很多政策都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論。好比說我們的產業政策,我們對公司治理的理解,全是基于這樣的理論,那問題就大了。我之所以這么堅持,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對現實的這些大的問題所做的反思,使我倒推回來去理解經濟學。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按照經濟理論說,按照預期利潤最大化來做決策,外部性很強的話,企業家就不會去做,但是你看一下現實是那樣嗎?不是那樣。按照主流經濟學理論,新技術在市場經濟下根本不會出現的,因為新技術的外部性都很強,如果沒有政府支持新技術就不會出現。但是我們看從蒸汽機開始一直到現在,絕大部分新技術都是私人創造的。他們為什么做?按經濟學的預期利潤最大化解釋不了,但是按我剛才講的理論就好解釋了。因為很多人做這個事,他就是想改變世界,而不是說這個東西對社會有一百的價值,我拿到一就不愿意做,不是這樣的。我拿到一,甚至拿到0.5都愿意做。社會得到的是一千一百。

          按照經濟學理論,很多私人不會做的事情,現實中的企業家都在做,說明我們經濟學對企業家的目標理解錯了,如果說得不敬一點兒,我們是“狗眼看人低”。包括很多公共產品,古希臘的大劇院,羅馬的很多大劇院都是私人做的,英國的運河是私人修的,鐵路是私人修的,現在私人提供很多的免費的公共產品。

          我們經濟學沒法解釋這些東西,那肯定有問題,對吧?所以我說我對自己的理論充滿信心。我覺得主流經濟學范式有很大的問題,就是它對市場的理解即使不是完全錯誤的,也是誤導性的,它只解釋了一部分微觀的小的問題,沒法解釋大的問題。沒法解釋大的問題,就會導致一系列我認為錯誤的政策。

          圖片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創造力

          經濟觀察報:這幾年大家都在講企業家精神,不僅是社會上講,還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央文件。各方面都在講,我有時候覺得大家講的事也都不太一樣。

          張維迎:可能不太一樣,企業家這個概念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為什么我會覺得我這個理解很重要?就是真正理解到這個深度之后,你才能夠理解企業家在做什么,為什么重要。有時候人們是鸚鵡學舌,別人說我也說,或者我們只看一些表面的現象。比如我們講產業要發展,需要企業家來生產什么,但是這個產業是原來沒有的,它是企業家創造的,沒有企業家這個產業就沒有。從近代兩百年以來的每個產業都可以找到一個或者幾個創始人,我們知道汽車產業是誰創造的,蒸汽機是誰創造的,火車是誰創造的。

          我在書里講了個很小的故事。女性用的胸罩是很大的產業,這個產業就是上世紀20年代紐約大街上的一個女裁縫創造的。這個裁縫一開始給婦女生產衣服,她希望女性穿上她的衣服要挺直一點,豐滿一些,就會做一個胸墊,最后就發明了胸罩。她開始做胸罩是為了讓人家在她那兒裁剪衣服,你在我這兒做衣服就送胸罩,后來發現大家都喜歡這個胸罩,她就不做衣服了只生產胸罩,胸罩這個產業就創造出來了。胸罩產業還有上游產業,還有營銷系統。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現在每個新的產品和產業,都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但是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一點的話,我們老在告訴人家企業家你應該做什么,或者我們經濟學假定說這些產業已經存在——這些產業不存在。

          回過來我們講講反壟斷問題。按照經濟學的原理,壟斷就是如果你定的價格高于邊際成本,你就給社會帶來損失了。但是如果這個產品原來就不存在的話,你如何要讓它出現?如果企業家預計產品是按照社會邊際成本定價,因為研發成本很高,邊際成本可能很低,尤其是軟件,邊際成本幾乎是零,研發成本可能幾個億,那這些產品壓根就不會存在。

          但是經濟學家假定這些產品已經存在,然后再確定什么樣的價格對社會是最好的,他沒考慮這種產品本來是不存在的,按照你這個理論,對社會最好價格的產品是沒有的。如果說瓦特和博爾頓預期蒸汽機只能按邊際成本定價,他們干嗎制造蒸汽機?從這個意義來說,傳統理論對我們誤導有多深,流行的經濟學理論假定一切都是給定的——技術給定、資源給定、偏好給定,然后企業決策,很多人理解的企業家是這個概念的企業家,不是我理解的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聽起來,企業家生活在充滿誤解的世界里。

          張維迎:我們很多人在用“企業家”這個詞,但是沒有理解企業家,沒有理解真正的企業家含義是什么意思,他們把企業家理解成就是一個生產者。既然你是個生產者,你能生產,他也能生產,那么企業家就沒那么重要了,一整套政策這樣出來的話,就有問題了。

          經濟觀察報:這幾年跟大數據有關的一個流傳的說法,您在書中也有很詳細的剖析,就是說大數據能夠支持或者叫復活計劃經濟,您也講了大數據計劃經濟論否定的是企業家精神。

          張維迎:計劃經濟的本質是什么?就是否定企業家精神。有人包括一些中國非常頂級的企業家也發表言論,說有了大數據之后我就可以重新搞計劃經濟了,這是完全錯誤的。在《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這本書里,我就專門有一章,“大數據代替不了企業家”,回應這個問題。

          為什么大數據不能替代企業家?大數據是根據過去來預測未來,它在某種管理當中,比如我剛才講的95%的管理決策里面是有用的。你開一個餐館,今天進多少肉和菜;周末多進點,平時少進點;晚上多進點,中午少進點。這是可以有數據的。但是開不開餐館,在哪兒開這個餐館,這是數據告訴不了你的,這就需要企業家精神。為什么說大數據不能告訴你呢?企業家面對的是未來的東西,不確定性意味著過去沒有的事,你要靠想象力,靠你的主觀判斷。

          經濟觀察報:其實我更感興趣的是為什么這樣一些觀念或者是討論,時不時地會出來,不光是學界的人會說。企業家本身是在市場里面的,但是他也會說。而且這個聲音沉寂一陣后又會冒出來,為什么會這樣?

          張維迎:因為我們基本的認知是,我們講的這個世界是確定的,這個世界是什么東西都可以計算出來的,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假定。什么東西都有最優——資源配置最優,什么條件下得到最優,我們有一整套理論就以為世界就是這樣的。人類經常被我們自己創造的理論搞瞎眼睛。諾貝爾獎得主卡尼曼有個詞叫作“Theory induced blindness”,就是“理論誘致的盲區、盲點”,這種事情太多了。

          如果簡單地崇拜哈耶克所說的科學主義的話,我們就更容易走到這一步——既然任何東西變成數據可以計算的東西,自然會想到我現在不能計算是因為計算能力不夠。關于計劃經濟可行性的討論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那時候還沒有計算機呢,40年代有計算機就可以搞計劃經濟了吧,這樣行不行?不行?,F在有大數據了,說數據那么多還不行?不行,就是不行。為什么呢?企業家面對的是未來。

          我們不要假定這個世界面臨的都是科學能夠解決的問題,不要假定這個世界都可以計算,不確定性就意味著不能計算,這就是企業家面臨的主要問題,如果沒有不確定性,就不需要企業家了。按我們經濟學假定,什么都給定了——偏好給定,技術給定,資源給定,那不需要企業家了,就是計算。過去人計算,現在機器可以計算了——機器計算線性規劃比人不知道快多少倍。人的計算能力非常有限,機器的計算能力很高,但是對不起,這不是人類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現在跟企業家精神相對應的還有一個詞叫科學家精神,我們也在講怎么樣充分發揮科學家的作用,突破所謂的技術短板,卡脖子的問題,科學家精神和企業家精神放在一塊的時候,它們是什么樣的關系?

          張維迎:如果更一般地解釋企業家精神的話,它是一種創造力,是不循規蹈矩,要突破過去的框框,一個科學家要真正對科學做出貢獻也需要具有企業家精神,就是一種剛才講的突破傳統的精神,不害怕風險,敢冒風險。從這個意義來說,每一個對行業做出杰出貢獻、開創貢獻的人都可以說是一個企業家。

          我在《博弈與社會》那本書里談到制度企業家,孔子這樣的人就是制度企業家,他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規范。鄧小平也是制度企業家,改變了我們中國的經濟體制??茖W主要集中于解釋未知世界,這個解釋,不同的科學不一樣,有一些簡單的現象,有一些復雜的現象,好比天體是簡單的現象,但是生物就相當復雜,我們人類就更復雜。

          在企業家的創造中,很多依賴于科學家的知識,好比生物工程和原子彈就需要科學家的支持。企業家跟科學家不一樣,企業家總是要把這個東西變成大眾化的商品服務于大眾。比如,原來有很多的好的想法,放在圖書館里,放在科學家的腦子里,普通人享受不了。企業家就是讓普通人能夠享受到科學家或者其他技術專家、發明家創造的東西,享受它的價值。

          經濟觀察報:我們說到一些科技的短板,比如芯片這種事情,就覺得應該是科學家干的事情,企業家起什么作用?

          張維迎:當然了,解決芯片的短板需要驅動力。歷史上看,比如晶體管的發明,這是科學家做的,獲了諾貝爾獎,這個很重要。到了集成電路再到微芯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企業家行為,但是這里面沒有科學家是做不出來的。比如微芯片,英特爾接受日本一個公司的訂單,生產這個東西是虧本的事,需要多個集成電路啊,最后想如果做成一個芯片的話就解決了。很多科學家的創新驅動力就來自企業家。反過來,一些科學家的成就也被企業家所利用,這是雙向的——從科學到技術,再到商業,這是一種路徑;還有一種是從商業到技術,再到科學。比如,有一些科學就是由于企業家的行為創造的。我畢業于西北大學,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學校就有個化工專業,石油化工是很大的專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洛克菲勒煉油廠逐步引起的這些需求,需要很多的技術,慢慢地創造了這門科學。

          現在有很多這樣的例子。生命科學的很多東西是從理論慢慢應用到產業,這個鏈條變得越來越短了,科學家在創造性方面起很大的作用。但我用一句話說的話,就是沒有企業家,科學家的很多發現只是一種理論。

          還有一些東西是從理論到技術到應用,是一種飛躍,不是你有一個模型,在實驗室做出來就可以生產了。合成氨是德國化學家哈伯在實驗室做的,變成大規模生產靠的是另外一個公司工程師,用大型的設備來生產,不是同比例放大就可以,弄不好就可能爆炸——我也不懂這個技術。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說,從技術發明到商業化是很大的挑戰,沒有企業家這些是做不出來的。這些需要大量的投資。最關鍵的是,如果投資可計算,知道什么是對的,那就好辦了,問題是哪一個方向是不清楚的,企業家的特點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去試,有一些人成功了,有一些人就失敗了。

          企業家不是冒險家、但可能是“騙子”

          經濟觀察報:我們在跟同事討論的時候,大家對企業家還是有很多說不清楚的東西,比如說現在社會上講企業家,聽起來好像是膽子大,別人不敢干的他敢干,企業家等同于冒險家嗎?

          張維迎:這還不一樣。一般的概念,冒險就是說別人不敢干他敢干,企業家背后有更有信心的判斷,企業家是非常自信的人,甚至可以說是過度自信。我在書里引述到一個美國的調查。美國對2994名企業家做了一項調查,都是新創企業的企業家:你認為你的企業未來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81%的人認為70%以上的概率會成功,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100%會成功。

          經濟觀察報:但實際上呢?

          張維迎:實際上那個時候美國三分之二的新創企業在四年內都倒閉了,或者面臨著財務困難。這兩個數據相差太大了。再比如投資人投資的項目,投資十個有一兩個成功就賺大錢了、就了不起了。特別能行的也許有七八個成功。

          再回過頭來說,假如一個人做企業時認為他有10%的成功概率,他會做嗎?大概不會的,他一定是信心滿滿,認為百分之八九十可以成功——實際上最后的統計不是那樣的——這對人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類都按事后統計的概率做決策,那什么事都不敢干了。但就是有那么一批人,他們比常人更有信心,可能藝高人膽大有這個能力,有時候也會犯錯誤。你看不到的他看到了,你認為風險很大他認為風險很小——事實上風險確實不小。你跟企業家交流,很多人會說早知道這么難當初就不會干了,企業家往往一開始把問題簡單化了,如果把問題復雜化,什么都不敢干。正因為簡單化,一上了這個道路就不能往回走了,剛才講企業家有爭強好勝的特點,別人說你是草包你就輸了,越到難的地方就越要堅持下去。就這么一批人,就這么一種人,很多人類新的東西就是他們給我們帶來的。

          經濟觀察報:但是看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年輕人的選擇就是去考公務員、去國企,如果覺得經濟環境比較好的時候,可能有些人會去民營企業或者創業,創業并產生企業家是順周期的事情嗎?

          張維迎:這要涉及很多的環境問題。一個是大部分人追求安穩,“創新”這個詞最初是個貶義詞,不是褒義詞,打破常規是不好的行為。人類的本性是惰性,我們喜歡按部就班,穩定一點,不喜歡波動,所以成為企業家的人是少數人。大部分人追求安穩無可指責,但是人類中總有一部分人不安現狀,不想選擇穩定的工作,明明在政府部門待的好好的卻要下海去,工資沒了,房子沒了,未來怎么樣不知道——就有這么一批人,你看中國在90年代有一批人下海就是這樣。

          我也不能指責個人的選擇。如果宏觀上看,一個人可以做企業家,也可以去政府當官員,這個選擇是綜合的考慮,包括身份地位,好比做什么受人尊重。這和觀念有關了。如果企業家在社會上很受尊重,那么愿意做企業家的人就多,如果不受尊重,愿意做企業家的就少。還有各種限制也阻礙人們做企業,計劃經濟下就沒有企業家。為啥呢?沒有任何條件和資源允許你做企業。

          目前這個情況,我就有些擔憂。企業家出自普通人,如果有太多的人追求安穩、去政府工作的話,未來的企業家的資源我覺得可能會浪費。原來有一些人在政府,結果做企業家賺到了財富。如果現在倒過來的話可能是一個損失,這個損失不光是因為周期等這些因素,因為周期本身和企業家的行為相關。熊彼特說,創新不是平穩的,創新有波動,就像生物進化論上有寒武紀生命大爆發一樣,創新突然有時井噴式地出現,好比說在19世紀最后30年,很多東西都在那個時候出現了。但是在周期低的時候,有時候迫使企業家創新,因為經濟高峰的時候賺錢容易,如果靠過去的市場、過去的產品賺錢容易的話,不大可能創新,至少概率上講創新的動力就小多了。

          如果這個市場不好了,恰恰迫使企業家必須發現新的東西。經濟低迷的時候恰恰是一種驅動器,壓力出現了。我個人認為,目前大家的這些選擇可能與周期關系不是特別大。就是你要讓大家做企業,最重要的是對未來的預期,對未來體制環境的預期。我覺的這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家預期說未來做企業很不受尊重,未來做企業的權利很沒有保證,成功失敗不依賴自己的努力,甚至不依賴運氣,而是依賴某一種政策調整的話,很多人就可能退回來了,就去政府,那不更好嗎?

          經濟觀察報:您在書中講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幾個年代的企業家。我們看到制度環境、約束條件都是不一樣的,每個階段都有非常優秀的企業家。從企業家精神的角度看,哪些東西是隨著環境的變化不斷變的,還有哪些東西是需要傳承的?

          張維迎:從過去40年看,或者從更長的歷史看,我認為企業家最抽象的那些東西是不變的,這正是在變化的世界中,我們要尋找的不變的東西,就是企業家精神。但是,作為一個具體的企業家,他面臨的市場環境、體制環境不一樣,就要根據這些做決策。比如說,上世紀80年代政府官員過著很好的日子,農民因為進不了政府,最后就出現了農民企業家,如果那個時候農村的能人可以隨便進入政府了,估計中國改革發展會拖得很緩。中國的體制很有意思,恰恰因為計劃經濟上城鄉分割,優秀的人才一部分在政府,一部分在農村。計劃經濟時代農村的優秀人才沒機會進入政府,就搞“投機倒把”,或者當村干部這樣的,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后,這部分人馬上搞貿易、運輸、鄉鎮企業,生產的產品質量可能不那么高,但是大家需要,他們就起來了。這些人的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沒上過學,但是他們是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到第二階段,這個時候因為鄧小平南方談話,大家對未來更樂觀了,1992年之后大家更愿意下海了,所以陳東升說的“92派企業家”,也就是我說的第二代政府官員轉變的企業家。

          世紀之交那些“海歸”,比如張朝陽、李彥宏為什么回來創業?就是對中國看好、對市場看好,而且又因為留學見過世面,受過很好的教育。過去十年間的“8090”是新一代企業家,他們做著新的產業,做的事情不一樣。

          應該這么講,在某一個領域成功之后,企業家自己常常會固步自封。他們很難轉變或者能夠轉變的人很少,所以一定有新一代人起來。

          新的產業基本都是新企業家、年輕一代創造出來的,很難是老一代人創造出來的。但是我認為,本質上這些人都是一樣的,就是不安于現狀,雄心勃勃,也敢冒險,就是這么一批人。留學生那么多,大部分人會去大公司做職業經理人,或者大學里找個工作,像張朝陽、李彥宏這些人就是另一類人。

          經濟觀察報:如果從企業家產生的概率來講,不同的環境會是什么樣的比例?您剛才講企業家不只是為了賺錢,還有更大的想法。如果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或教育也好,對您講的利潤之外的訴求往往是抑制的,是否客觀上也會影響到中國的企業家精神?

          張維迎:是的。歷朝歷代甚至更古老以前,總有些雄心勃勃、不安現狀的人,這些人通過什么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在傳統社會可能是打仗,將軍最英雄,打仗勝多了,占領了一個地方,占山為王就是最大的英雄。市場經濟就是誰給消費者創造的價值多——你的客戶多,買你東西的人多,占的市場大你就是英雄了。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觀念就非常重要了。如果對企業家否定性的觀念比較強,很多人實現抱負就走到另一條路上了。我特別要講,企業家精神這種東西是可做很多不同的事的,不是只能做一種事。有些才能只能做一種事,好比如打籃球可能就是靠身高、跑得快之類的東西,讓他干其他的不行。但是企業家精神呢,至少可以做企業,也可以去政府。

          做企業和去政府,對社會的后果是非常不一樣的。一個好的體制是什么呢?就是讓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去做企業,創造財富,而不是把他們誘惑到政府去分配財富。所以企業家資源的配置決定一個國家的發展。

          企業家創造財富,但不是守財奴

          經濟觀察報: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環境里,企業家精神是天生的還是后天培養的?

          張維迎:我覺得它本質上很大程度是天生的,但是天生的才能能不能發揮出來,與環境和后天的教育有關。你有唱歌的天賦,你的嗓音很好,從小大家一聽“金嗓子”,但是你要成為歌唱家還可能要受到一些指導、一些培養吧。你畫畫的天賦很好但你也要練習吧。企業家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但是你很難使一個不具有企業家潛質的人變成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那會不會有點兒玄呢?

          張維迎:某種意義上是有點兒玄,而且企業家精神是沒有辦法測度的,比如考試出一些題。有一些地方試圖愚蠢地這樣搞過,什么企業家資格考試,那就是胡鬧。企業家之所以是企業家,就是因為沒有統一標準來判斷他。每個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樣。這么講吧,PE和VC是選有企業家精神的投資人,你來找投資,找他,他拒絕了,再找一個又被拒絕了,最后找我,我可能同意了。人家都不看好你,就我看好你,最后你成功了,他們都后悔了。我曾見過一個投資人,他說現在一說到馬化騰和騰訊,就想扇自己兩耳光,我問為什么,他說,當時馬化騰就跟我要50萬美元,我愣沒看上。這就是非常個性化的判斷。思科公司創業時夫婦兩個人找了72個風投也沒人愿意投,到第73個人投了,于是思科變成現在IT產業的龍頭企業。

          經濟觀察報:最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應該是最早能夠掌握財富的人,但是目標可能不僅僅是財富。對這個社會來講,社會觀念包括政策取向會覺得他應該做得更多一點,要去幫助那些落后的人,我們現在叫共同富裕,這群人和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到底是什么樣的?

          張維迎:其實很簡單,我們講的正常的企業家是財富的創造者,他本身賺錢就是為了給人帶來好處,給別人提供工作的機會,給消費者提供了剩余,給供貨商賣東西的機會,給投資人回報的機會。

          經濟觀察報:現在更多地強調要做公益慈善,所謂的第三次分配。

          張維迎:我覺得這個是個人的問題。你賺錢了怎么花是自己的選擇。但是我強調兩點。第一,你要給別人錢首先你要賺著錢。你賺錢本身是一個創造,也就是幫助大家的過程。你做企業虧的一塌糊涂,你說你去捐款,不僅沒有對社會做貢獻,還給社會帶來成本。因為,虧損意味著你花的資源的機會成本高于你給消費者創造的價值。所以在我看來,企業家首先是做好企業,讓更多的消費者喜歡你的產品,把成本做得更低,但是質量做得更高,做出新的產品。這是你對社會做出的真正的貢獻。當然你說自己有錢了以后或者退休了干什么?就我所知,大部分企業家都想在歷史上留名,企業家和守財奴不一樣,企業家不是守財奴,企業家不會像地主那樣把財富埋在地底下,他會捐給社會。

          我這里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在美國,洛克菲洛和卡內基,這兩個人前半生在做生意的時候,比賽誰賺錢多。他們一個做石油一個做鋼鐵,做的生意不同,但相互競爭。他是首富,我是第二我就不服氣,我要超越他。到晚期了他們比賽誰捐款多,看你給這捐了,我就給那捐??▋然氐接K格蘭建圖書館,在美國建大學。洛克菲勒呢,你建大學我也建大學。但是卡內基死得早,洛克菲勒死得晚一點兒,所以洛克菲勒捐得比卡內基多。另外捐錢本身不是簡單的慈善,比爾·蓋茨說花錢比賺錢還難,要花這幾百億美元,他要花得有用,如果亂花錢,對社會的貢獻是負的,可能養懶漢??雌饋砟愕男暮苌?,但是你其實干的事對社會沒有意義,甚至是負面的。

          經濟觀察報:這個領域其實也是需要企業家精神的。

          張維迎:當然了,首先你要創造財富。你不創造財富,說一千道一萬,對社會沒法做出貢獻。我剛才說,企業家就是這樣一批人,賺錢不是為了帶到地底下去的,企業做的越大,對社會的貢獻越大。大部分人的工作哪兒來的?企業家創造的。哪一個地方企業家精神發揮得好,哪個地方的工資就高,哪個地方不僅本地的就業率高,還吸引外來的移民。中國整體的人的流動是從內地往沿海流,流向像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這些地方,這些地方的企業家不僅為本地創造就業機會,還給內地人創造了就業機會。假如說沒有就業機會,回去以后生活就沒來源了。

          某種意義來說,企業家做的就是給人獲得有尊嚴生活的機會。因為什么有尊嚴?我在你這兒打工,我賺的錢我是理直氣壯靠我自己賺的。

          經濟觀察報:但是我們現在一直說的是“996”。

          張維迎:我不太愿意把很多東西標簽化。這是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的事??梢?ldquo;000”,可以啥都不干躺著也行,沒人強迫你。但是我在書里說了,我們只看到企業家光鮮的一面,沒有看到他艱難的一面,很多企業家做企業是九死一生的,企業家的工作時間比員工平均高得多,你去調查一下一定是這樣的。

          經濟觀察報:現在大家好像不太接受這個道理。

          張維迎:這就是我們社會為什么需要交流,為什么需要理論。有的時候憑直觀的話,我們得到的觀念是錯的,這就是為什么我覺得出版這本書重要,我相信人類總體來說還是要講道理。

          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就是說一個社會如果大家都想著過輕松的生活,尤其面臨著國際競爭的話,這個東西是不可能的。我們看看從英國開始,德國、美國、日本,每一個國家一代一代企業家都是很艱難地熬出來的。中國也一樣,中國還沒到好到安圖享受的階段,如果大家都享受,這個國家就衰落下去了。

          經濟觀察報:德魯克有一本書《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就企業家精神而言,你們談的內容是一個維度么?

          張維迎:我在書里也引到他的觀點,但是我們談的還不太一樣。德魯克更多地是從商業實踐來談,德魯克談到創新,要冒險,企業家怎么去發現市場,等等,這些東西我覺得很重要。我的書里面也談到,但是我認為我談的某些方面層次比他要深一層。比如說不確定性的問題,我總結了四個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對我們理解創新是有幫助的。

          舉個例子,技術上的不確定。兩百多年前鐵是稀缺的,中國講砸鍋賣鐵,啥意思?鐵太寶貴了,只有到最后不得已才去出售的東西。后來發明了新的煉鐵技術,鐵大量增加了,不能都是造鍋碗瓢盆,不能都是造農具,需要創新,發現新的市場。有個企業家就提出來用鐵造船,所有人都說他瘋了,給他起個外號叫他“鐵瘋子”。這個企業家叫約翰·威爾金森。你把鐵扔在水里就會沉下去,不會漂起來。所以造船只能用木頭不能用鐵。那時候的科學知識就是這樣的。

          但是約翰·威爾金森這個人就不信邪,他就真的用鐵造了一艘船,后來才有鐵甲艦,有金屬的鋼的船和后來的合成材料。最初這個東西有企業家想到了,別人認為他是瘋子,這樣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幾乎每一種重大的創新都曾被別人認為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有這樣一群人成功了。而且這個成功不是簡單的成功,最后消費者要接受,要經過多少次的改造。有一些企業不是失敗在沒有發明專利,而是沒法商業化。這些都需要我們去很好地理解。

          德魯克不一定面臨這樣的問題,我腦子里面臨的挑戰是幾方面的:普通人的觀念,經濟學家對企業家的置之不理,然后我面臨著政策選擇。所以我這本書要回答的問題、針對的人群要比他的寬得多。德魯克的書對做企業的人有啟發,我的書是從根子上重新理解企業家,從宏觀層面看看我們的體制環境、制度環境、政策環境甚至文化環境。我延續了我1984年文章的思考。到現在,盡管大家口頭上說企業家重要,但是要落實到真正的實處那還是不一定的。

          比如我剛才說的成王敗寇的問題。如果我們理解企業家的決策,好比一個法官理解我這個觀點,讀了我的書,他再面臨商業糾紛案例的時候,可能理解就跟原來不一樣了——原來可能很不理解,就認為這個人是個騙子,其實事后看是騙子的在事前是充滿信心的,他不是想當騙子,他自己想把事情做成,而且自己就是那么相信的。騙子是我事先就知道我在騙你。

          經濟觀察報:有的時候很難分清楚。

          張維迎:很難,這也是難處。所以我說為什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重要,所有東西一清二楚的話,都按照很嚴格的規則,就像我們打卡一下就完了嗎?不是這樣的。人的行為很復雜,所以我們才需要正確的理論,但是我們創造理論的人經常就是——有時候很奇怪,不要以為理論多的人就比別人看問題清楚,如果理論錯的話更危險,有時候還不如樸素的人看得清楚。所以我特別喜歡喬治·奧威爾的一句話:“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只有某些知識分子可能相信它,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普通人會愚蠢到相信這些理念。”

          大量的例子都是這樣的。普通人認為這是胡鬧,但是有知識的人證明說這是多么了不起。我在農村的時候看到,那時候搞的一些東西農民認為是胡鬧,但是受過教育的干部成天跟人家做思想工作說“這對著呢”。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所有人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理論思維的影響,沒有文化的還有傳統觀念的影響。有文化的人突破了傳統觀念,但是他接受這種理論了,可能又把他束縛在另外一種局限性的思維里。就像我剛才反復提到的,你完全接受了經濟學主流的觀點,接受了科學決策最偉大的觀點,你就會覺得,哦,計算機速度這么快,大數據這么多,未來的資源配置就不需要搞市場了,用一個計劃就可以了。

          人在某一方面很聰明,但是在另一方面有可能就很愚蠢。不管企業家還是其他人都是如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科學成就,但是他有愚蠢的一面。他對經濟體制的看法就是愚蠢的。他說按需要生產比按利潤生產好,市場經濟是按利潤生產,計劃經濟是按需求生產,所以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好,那就是很愚蠢的。按誰的需求,你怎么知道他有什么需求?他沒有進一步深入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上哈耶克就比他聰明多了。所以我說,你不要迷信任何一個人。這也是為什么,當我們思考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有邊界。

          經濟觀察報執行總編輯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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