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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搬不走的鄰居,從頭越的高山?

          劉軍2022-07-11 21:02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中日邦交正?;?0年   

           

          劉軍/文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0周年。7月3日,第十屆世界和平論壇在北京開幕,在開幕當日首場大會“重塑世界和平”的討論中,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指出,在中日邦交正?;?0周年之際,中日兩國政府應不忘初心,重申一個中國原則?;诖?,鳩山由紀夫稱,日本政府和政界人士不應像美國那樣采取可能助長所謂“臺灣獨立”的輕率言行,否則將不利于東亞穩定。

          在俄烏戰爭持續無解,拜登訪問韓日、召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倡導“印太經濟框架”、加強對華遏制的形勢下,回顧中日邦交正?;臍v史,深入反思中日關系史上這一里程碑的事件,對于我們全面理解中日關系、東亞局勢乃至中美競爭的未來前景,可謂恰逢其時。

          2014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組織出版了《日中關系40年史(1972-2012)》(全四卷)。該著作由日本學者高原明生、園田茂人等人領銜編纂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間交往四卷,從日本學者的研究視野出發,全面、深入地論述了自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至2012年間中日關系的變化脈絡,系統地分析、展現了中日關系所具有的特殊性、堅韌性、脆弱性和潛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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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中關系40年史(1972-2012全四卷)》

          [日]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等編

          步平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年7月

           

          其中,日本學者井上正也在《1972年邦交正?;芬徽轮?,細致入微地分析了日中邦交正?;錆M了特殊性。

          井上指出,首先,中日兩國沒有外交關系已經20多年,卻在短短5天內完成談判,簽署聯合聲明,實現邦交正?;?,可謂神速。其次,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皇峭ㄟ^締結和平條約的方式,而是通過不需要國會批準的聯合聲明的形式。實際上,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也沒有提及兩國的邦交關系和戰爭狀態,因此,可以說中日兩國通過《中日聯合聲明》進行了事實上的“戰后處理”。

          在評價中日邦交正?;瘯r,通常會以中美接近作為參照標準。一般認為,中美關系是基辛格和周恩來進行高度戰略對話的結果,而日本政府則是從“國內政治視點”和“國際法視點”把握中日邦交正?;?,因此缺乏“戰略性”。井上正強調,這些評價準確地抓住了日本在中日談判中的外交特點,但根本起因還是源于戰后中日關系的特殊性。

          首先,日本政府之所以重視國內政治,與戰后中日關系不無關系。當時的中日關系很難區分外交和內政,因為中國政府的“人民外交”重視民間甚于重視政府。當時,日本親中國輿論為背景的在野黨、民間團體和經濟界分別行動,加上自民黨內親華派和親臺派的對立,以及派系斗爭,中日關系的局面非常復雜。因為親臺派在自民黨內影響力仍很強大,對于憑借推進中日邦交正?;吓_的田中角榮來說,排除親臺派對日臺斷交的反對是最大難題。田中上臺不久,外相大平正芳就指示亞洲局中國課課長橋本恕秘密籌備對中國談判,擔心外務省內的談判消極派會泄密給親臺派。即使在看到了“竹入筆記”,田中也說過“一旦訪華失敗就必須辭職”,為此“賭上了政治生命”。田中本人直到訪華前夕還在擔心一旦談判失敗,會導致倒閣運動。

          其次,是所謂“國際法視點”,一般是說日本拘泥于國際法上的見解,而中方注重從政治大局上解決。但是,井上正也認為,中日邦交正?;瘜τ谌毡緛碚f,也是“政治性談判”。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在親臺派的強烈反對下,具有為實現日中邦交正?;仨氂H自訪華、一舉成功的決心。橋本恕課長就認為,在北京形成的共識,在外務省外部和政府內部,只能強制(政治性)推行。

          因此,在談判中,日方刻意注意,避免形成如下共識,即認為日本方面會對臺灣問題做出讓步,這也是日本方面在北京談判時固執于法律用語的原因。日方所謂的“政治解決”,不是從政治上做出推翻法律性見解的決定,而是在堅持原有法律見解的同時,不使產生的矛盾表面化,以此摸索與中國的交涉。同時,日方回避與中國締結和平條約,而是采用不需國會批準的“聯合聲明”,也是為了回避使親臺派與親華派的矛盾表面化而需要國會審議。

          談判的結果,在周恩來總理的主持下,中國政府做出了相當大的讓步,以達成最大的合意。中國讓步的主要原因,在于考慮到建立反蘇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需要在短期內完成恢復邦交談判。但是,中日邦交正?;⒎侵袊鴨畏矫娴淖尣?,使日本與臺灣方面“斷絕外交”,對于擔心臺灣獨立的中國政府來說也是巨大的成功。同時,許多日本人對戰爭懷有贖罪意識,中國放棄戰爭賠償要求,也極大影響了這些人對中國的感情。

          另外,中國政府獲得的最大財富是在自民黨內形成了穩固的親華派。在邦交正?;?,自民黨內的親華派比較薄弱,但邦交正?;?,田中、大平等自民黨內有影響力的領袖,占據了代表性親華派的地位。

          井上正也認為,中日邦交正?;恼谓鉀Q的本質,在于雙方達成默認協議,即擱置爭議問題,暫時不做最終解決,以避免雙方矛盾表面化。為這種默認協議提供擔保的不是法律框架,而是周恩來總理所說的“言必行,行必果”。即領導人之間的信賴關系。

          通過中日中邦交正?;⒌娜罩嘘P系框架,日本稱之為“1972年體制”,即包括了安保問題、臺灣問題、歷史問題的中日兩國共識框架。該體制決定了其后的中日關系格局。但是,這種依賴領導人的信賴關系的協議框架,在領導人離開政治舞臺后,容易發生變化。被暫時擱置的問題,往往有浮出水面的可能,成為“遺留問題”。中日邦交正?;袛R置的問題,包括臺灣條款問題、戰爭賠償問題、戰爭反省與謝罪問題,以及釣魚島問題等。這些問題日后將逐漸浮現,給中日關系帶來波瀾。

          井上正也認為,中日邦交正?;淖畲蟮恼我饬x在于,通過日本對于戰爭的“反省”和中國放棄賠償要求,給戰爭狀態畫上休止符,成功地構筑了新的日中關系。但是,其中也存在著本應在邦交正?;瘯r通過法律解決的很多問題,卻在短暫談判中以政治手段進行了處理,導致了諸多遺留爭端。這些遺留的問題不僅沒有縮短認識上的差距,也沒有謀求兩國民眾的充分理解,以至于埋下了中日對立的隱患。

          但是,盡管對此存在著一些反對和“修正性”的研究意見,井上正也認為,將中日邦交正?;Q為“拙速外交”(欲速而不達)略顯武斷。當時,橫亙在中日兩國之間的各種爭端與亞洲冷戰格局息息相關,不可能在中日兩國之間解決。不同政治體制的兩國,為了恢復建立邦交,雙方該讓步的地方讓步,不能實現最終解決的爭端,只能留給后代。因此,總的來看,日中兩國政治領導人頂住國內輿論的壓力,依靠相互間的信賴關系,開啟了中日關系的新篇章。

          對于中日恢復邦交中美國的“推動或阻礙”因素,學術界研究成果頗多。

          2016年,我國學者奚慶慶、張生主編的《美國外交關系文件》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著編輯團隊遠赴美國,收錄了在美的關于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大量外交文獻,匯集成冊,集中反映了美國借琉球歸還問題,將釣魚島及附屬島嶼裹挾在其中,與日本“私相授受”的真相,對于我們了解所謂釣魚島“遺留問題”的由來及復雜化過程,提供了檔案材料。

          該著指出,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但由于美日私相授受,及日本不斷挑戰戰后西太平洋地區國際秩序,中日間關于釣魚島的領土主權之爭愈演愈烈;外加美國在《美日安保條約》框架下對釣魚島爭端的進一步介入,釣魚島問題愈益復雜化。

          該書主要收錄了自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于埃及首都開羅舉行盟國會議,并于會議結束后發表《開羅宣言》,至1971年6月美日簽訂《關于琉球諸島及大東諸島的日美協議》(簡稱《歸還沖繩協定》)前,美國外交關系文件中有關釣魚島問題的文獻。

          該書第一部分“戰時文獻”,收錄了二戰期間盟國為戰勝德意日法西斯以及討論戰后國際秩序重建問題而召開的諸會議及其相關成果。所收文獻多處涉及日本的領土范圍問題。盟國一致要求“堅決剝奪日本自1914年一戰以來所奪取或占領的太平洋地區的一切島嶼,并且日本從中國所竊取的一切領土,例如滿洲、臺灣和澎湖列島必須歸還中華民國”;不承認“日本通過暴力和貪婪所獲取的其他一切領土”;“日本的主權范圍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由我們所決定的一些其他小島嶼。”這些文獻或直接或間接地涉及釣魚島主權的真正歸屬。

          第二部分“舊金山和會及其相關文獻”,主要收錄了日本戰敗后,為解決日本的戰后地位問題,以及厘清戰爭責任所衍生的國際法律問題,美英等國于1951年9月8日在美國舊金山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前后的相關文獻。其中多處內容涉及冷戰開始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及安排,以及伴隨而來的美國對日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對日和約》中所規定的“北緯29度以南之南西諸島等交由聯合國托管”中之“南西諸島”則被美軍和美國琉球民政府非法設定為包括釣魚島在內,這為日后中日間產生釣魚島主權之爭埋下了伏筆。我國政府并不承認《舊金山對日合約》,但舊金山和會期間的原始文獻,展現了釣魚島問題“被制造出來”的詳盡歷程。

          第三部分“有關琉球群島的美國政府文獻”,收錄了自1945年美軍登錄占領沖繩后,在琉球列島設立占領政府至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期間的文獻資料。其中內容包括戰后美國設置琉球民政府的主要考慮因素、所設主要機構及其相關職能、美國在該地區所設定的權利以及如何維護美國在琉球地區的基本利益。這些文獻再現了美國有意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裹挾到“南西群島”和琉球“歸還”問題之中,使本不是問題的釣魚島主權歸屬成為一大問題。

          從該書展現的美國政府相關文獻材料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從制造琉球問題到覬覦、竊取釣魚島,與戰后琉球、釣魚島問題的產生,既有歷史的聯系,也有很大的區別。二戰后,美國認為,一旦發生世界大戰,如果美國能夠掌握日本的軍事潛能,將對美國策略至關重要,并有可能最后引導戰爭走向勝利。同時,要嚴防日本的軍事潛能為蘇聯及其共產主義盟國所用。出于冷戰需要,美國最終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施政權”歸并到琉球“歸還”問題中,與日本“私相授受”,這是當今認識釣魚島問題產生原因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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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島問題文獻集:美國外交關系文件》

          奚慶生、張生 /編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3月


          竹內實是日本最著名的中國學家之一,被日本學術界譽為“現代中國研究第一人”。竹內實非常關注日本與中國的關系問題。“竹內實文集”第五卷《日中關系研究》中的文章,展現了竹內實對于日中關系的細膩而深刻的觀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與中國關系正?;?,竹內實主要致力于回顧和總結兩國歷代交往中正反兩方面的教益。竹內實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給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一再告誡說要謹防歷史重演。他多次著文指出,日本政府應該對侵華戰爭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認為這是中日恢復邦交的前提。

          日中關系正?;?,竹內實又清醒地提醒人們,不要僅僅滿足于兩國之間口頭上的友好,要有對彼此國情民情的真實理解,才能持久扎實地推動中日兩國關系的發展。在新舊世紀交替之時,竹內實更進一步強調,日中兩國的關系,應該著眼于文化上的互相溝通。

          在1968年《關于“戰爭責任”:在早稻田大學紀念七七事變31周年集會上的講演》一文(此文是根據竹內在早稻田大學的集會講演稿記錄而成)中,竹內實指出,日本軍隊在侵華戰爭中的殘暴行為,源于日本人思想的深處,根源于天皇制思想。日本人從小接受天皇制思想教育,被告知必須瞧不起那些與天皇勢不兩立的人,比如中國人、朝鮮人、英美人。因為這些人都沒有天皇,而日本有“萬世一系”的天皇。支撐日本天皇制思想的,有兩大偏見,一是對未解放民族的歧視,一是對共產主義(赤色)的歧視。日本人始終被灌輸說,在輕視那些被侵略國家的人民的同時,應該視天皇是世界上最崇高的。一旦失去天皇,日本人就失去了做人的根基,結果便是:日本人減去天皇思想就等于一無所有。

          正是天皇制思想,激發了日本人潛在的殘暴基因。天皇制思想舍棄了日本的其他特點,代表著以歧視和偏見為基礎的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要尊崇天皇制,勢必要輕蔑那些弱小的事物。

          竹內實認為,日本戰爭罪責的問題,與對中國的認識問題是互相聯系的在一起的。明治以來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變得日益淺薄?!痘钪能婈牎分袑懙?,在南京中山陵,埋葬著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的凌墓,在中山陵的牌樓上,進攻南京的日本軍隊以帶血的大字寫著:“12月10日小林部隊占領!”竹內實指出,設身處地想一下,如果在明治神宮的鳥居上也寫上類似的字,日本人會是什么感想。他強調指出,這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正是因為無知,才有了日軍的殘暴行徑。

          竹內實提到,七八年前,他曾經收到過來信,質疑他如何看待日本士兵死在中國。他的回答是:這樣的死毫無意義。而現在的人們對這些毫無意義地死去的人負有一定的責任,就是要去追究使他們陷入毫無意義的死亡的原因。

          在演講的最后,竹內實指出,這次來參加演講集會的年輕人,對于以前的戰爭并無責任。但是,如果不對歷史做出答復,歷史還會再次提出同樣的問題。歷史并不是私有的,也不應該被忘記。“如果忘記了歷史,恐怕以后就無法主動左右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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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中關系研究:竹內實文集(第五卷)》

          [日]竹內實 /著

          程麻 /譯

          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4年5月

           

          中國、日本被稱為“搬不走的鄰居”,這一說法,形象地揭示了中日地緣關系的結構性。在中日邦交正?;迨苣曛H,回顧這些深入研究中日關系的研究成果,力爭越過歷史和現實的迷霧造成的“高山”,建構面向未來的健康的可持續的中日關系,還是值得追求的愿景。

           

          北京大學博士。曾任日本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研究員和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文學與文化研究、社會文化比較研究、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等領域,在相關領域著述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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